（革命俄國的）狀況，全靠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絕不容許任何地下權力的市場存在（就好像一度曾發生於教會的情況一般）。要是一旦歐洲那種金錢與權力相結合的現象也滲透進了俄國，那麼敗亡的恐怕不是國家，甚至也不是黨，而是共產主義本身了。

——德國哲學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79，pp.195—196）

單單靠一個官方黨綱，再也不能作為指導行動的方針。不止一種的意識思想，各種混合的想法與參考架構，如今一起並存。不但在社會上如此，甚至在黨內，在領導階層中亦然……除了官方的辭令以外，一個教條式的“馬列主義”，再也不能適應這個政權的真正需要了。

——盧因（M.Lewin in Kerblay，1983，p.xxvi）

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現在看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20年……日本人從明治維新就開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維新是新興資產階級乾的現代化，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也可能幹得比他們好。

——鄧小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1977年

（《鄧小平文選》第2卷）

1

70年代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憂心其在經濟上相當不如人的落後狀態。不論別的原因，單看緊鄰它的日本，竟然是一個最為輝煌燦爛的資本主義成功範例，就令它著急不已。中國共產黨，事實上絕不只能看作蘇聯共產黨的一個分支，而中國作為蘇聯衛星集團一員的色彩更淺。即以一點來論，中國的人口便遠比蘇聯為多，事實也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為多。中國的實際人口數也許不能肯定，但是一般估計，地球上每五個人裡，便有一人是住在中國（東亞及東南亞一帶，也有大量的華裔人口移居）。更有甚者，中國民族的同一性不但遠超過其他許多國家——94%的人口為漢族——並且作為一個單一的政治實體（雖然其間或有分裂中斷），至少可能已有2000年曆史之久。更重要的是，在2000年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並在絕大多數關心天下事的中國人心目當中，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與典範。反之，在所有其他由共產黨政權獲勝執政的國家中，除了極其少的例外，由蘇聯開始，都是自認為文化邊區，相比於先進文明中心顯然落後的不毛之地。斯大林年代的蘇聯為什麼極聲尖叫，一再強調自己不必依賴西方的知識科技，大力堅持自力研製從電話到飛機所有先進的創新發明，就是它自認不如的心態的明顯流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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