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為止，我們探討了19世紀資本主義的回春期，認為它是一段社會和政治的穩定時期：許多政權不但生存下來，而且十分昌盛興隆。事實上，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集中於“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這一點似乎是相當可信的。在經濟上，大蕭條那些年的陰影盡除，代之而起的，是20世紀最初10年陽光璀璨的擴張和繁榮。原先的政治體系不大知道如何應付19世紀80年代的社會騷動、矢志革命的大規模勞工階級政黨，以及公民為了其他理由而發起的大規模動員，而今，它們似乎發現了頗具靈活性的辦法，可以先遏制和整合一些，然後孤立另外一些。1899—1914年這15年之所以是“美好的時代”，不僅是因為這些年是繁榮景氣的年份，對於有錢人來說，生活異常具有吸引力，對於最頂尖的富者來說，更是前所未有的黃金歲月，也是因為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的統治者或許會為未來發愁，但並不真正害怕現在。他們的社會和政權，大致說來似乎仍罩得住。

可是，世界上有許多地區卻顯然不是這樣。在這些地區，1880—1914年間，是一個經常可能發生、可能就要發生甚或真正已經發生革命的時代。雖然有些這樣的國家不久即將陷入世界大戰，可是對它們來說，1914年並不是一個突發的分水嶺，平靜、穩定和秩序的時代不是在這一年突然破裂、瓦解的。在某些國家，例如奧斯曼帝國，世界大戰本身只是若干年以前便已開始的一連串軍事衝突中的一段插曲。在另一些國家，可能包括俄國但一定少不了奧匈帝國，世界大戰基本上是其國內政治問題無法解決的後果。而在另一些國家（中國、伊朗、墨西哥）中，1914年的戰爭根本沒有發生任何作用。簡而言之，對地球上的廣大地區，即構成1908年列寧稱之為“世界政治火藥庫”的地區而言，[4] 就算沒有1914年這場大災難的干擾，穩定、繁榮和自由進步也絕不可能繼續下去。相反，1917年後的態勢已經非常明顯，穩定富裕的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將會以某種方式被拖進全球性的革命動亂之中，而這種動亂會從這個互相依靠的單一世界體系的邊緣上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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