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當越來越多的資產階級成員在這個富裕的年代開始遊手好閒，並迅速遠離此前賦予他們身份、責任和奮發精力的清教徒倫理——強調工作、努力、節約致富、責任和道德熱誠的價值觀——這個富有徵服性的資產階級時代還繁榮得起來嗎？如我們在本書第三章中已經看到的，恐懼（不，應該說是恥辱）、害怕和羞於在未來當寄生蟲的想法困擾著他們。閒暇、文化、舒適都是很好的事。（這個“閱讀《聖經》的一代”仍牢記上帝對金牛崇拜者的懲罰，對於以奢侈浪費公開炫耀財富之舉，仍然抱相當的保留態度。）但是，這個把19世紀據為己有的階級，不是正在從它的歷史命運中退縮嗎？它如何（如果辦得到的話）能將它過去和現在的價值觀念調和在一起？

這個問題在美國幾乎尚未出現。在美國，雖然有些企業家為他們的公共關係發愁，但是這些生氣勃勃的企業家，並未感覺到什麼不確定的痛苦。只有在新英格蘭那些獻身於大學教育和專業服務的世家當中，如詹姆士家族（Jameses）和亞當斯家族（Adamses），才能找到對其社會感到十分不舒服的男女。關於美國的資本家，我們只能說：他們有的賺錢賺得太快，而且賺進的是天文數字，以至他們的教育強迫他們反對下面這項事實，即對人類、甚至對資產階級而言，單是資本積累本身，並不是人生的充分目標。（卡內基說：“聚積財富是一種最壞的偶像崇拜，沒有任何偶像崇拜比對金錢的崇拜更有損人格。如果我再繼續因商業而憂慮不已，而且專心致志於在最短的時間裡賺錢，必將使自己淪落到萬劫不復的地步。”）[37] 然而，絕大多數的美國商人不能與公認非凡的卡內基相提並論，卡內基捐了3.5億美元給世界上各種傑出的奮鬥目標和個人，同時卻沒有明顯影響到他在斯基波堡（Skibo Castle）的生活方式。他們也不能和洛克菲勒相提並論，洛克菲勒仿效卡內基慈善基金的新辦法，在他於1937年逝世之前，其所捐出的款項已較卡內基更多。這種大規模的慈善事業，像蒐集藝術品一樣，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可使他們在日後公眾的心目中留下慈善家的形象，以美化他在其工人和商業競爭對手眼中的無情掠奪者形象。對於絕大多數的美國中產階級來說，致富，或者至少相當富有，仍然是人生的一個充分目標，也是其階級和文明的充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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