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許多其他民族不拒絕接受官方語言和意識形態的地方，為什麼有些民族拒絕接受呢？畢竟，對於小農來說（而且對於其子女來說更甚），成為一個法國人有相當多的好處。事實上，任何人除他們自己的方言或土語以外能學會另一種主要的文化和升遷用語，都可帶來不少好處。1910年時，移民到美國的德國人（1900年以後他們來到美國時口袋中平均有41美元），[9] 有70%已成為會說英文的美國公民，雖然他們顯然不想停止說德語，也不曾放棄德國式的感情。[10] （平心而論，很少有幾個州真的嘗試干涉少數語言和文化的私生活領域，只要它不向官定“國家民族”的公開優勢挑戰即可。）除了宗教、詩歌、社群或家庭感情以外，非官方語言很可能無法與官方語言競爭。雖然今日我們可能難以相信，但是在那個進步的世紀，的確曾有一些具有強烈民族情感的威爾士人，承認他們古老的凱爾特語地位較低下，甚至有些人想要為它實行安樂死。（這個名詞是1847年在國會討論威爾士教育的委員會上，一個作證的威爾士人說的。）當時有許多人不僅選擇由一個地區遷徙到另一個地區，也選擇由一個階級轉換到另一個階級，而這樣的遷移很可能意味著國籍的改變，至少是語言的改變。中歐充斥著擁有斯拉夫姓氏的日耳曼民族主義者，也充斥著其姓名乃照德文字面翻譯或修改斯洛伐克姓名而成的馬扎爾人。在這個自由主義的充滿流動性的時代，美國和英語並非唯一發出公開邀請的國家和語言。而樂於接受這種邀請的人很多，尤其是當他們事實上不需要因此而否認其淵源時。在19世紀大半時期，“同化”（assimilation）絕不是一個壞字眼，它是許多人想要做到的一件事，尤其是那些想要加入中產階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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