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藉助於組織所採納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將其新福音帶給人民大眾，在此以前，除了壓榨他們和命令他們安靜、服從以外，幾乎所有的機構都忽略了這些民眾，甚至小學也不例外，它們只負責教誨公民盡他們應盡的宗教責任。各種有組織的教會，除了少數屬於平民的教派外，皆遲遲不肯進入無產階級領域，不肯接觸那些與古老鄉村和城市教區如此不同的人群。作為一個新的社會群體，工人是默默無聞和為人所遺忘的一群。中產階級社會調查家和觀察家的許多作品，都可以證明他們是多麼默默無聞，而看過畫家梵高（Van Gogh，曾進入比利時煤田傳播福音）書信的人，也可以瞭解他們是多麼為人所遺忘。社會主義者往往是最先去關照他們的人。在情況適合的地方，他們最會讓形形色色的工人群體（從技術工人或好戰先鋒，到所有的戶外工作者或礦工）深刻感受到一種獨立的身份——“無產階級”的身份。1886年前，列日（Liège）周圍山谷中的比利時農場僱工（傳統上以製造槍支維生），從沒有發起過任何政治活動。他們過著收入微薄的生活，只有養鴿子、釣魚和鬥雞才能使男人的生活略有變化。但是自從“工人黨”（Workers Party）來到他們中間那刻起，他們便全體入黨。從此以後，維斯德谷地（Val de Vesdre）80%—90%的居民都投票給社會主義政黨，甚至當地天主教的最後防線也遭到破壞。列日附近的居民發現他們自己和根特（Ghent）的織工有同樣的身份和信仰（他們甚至連根特人的語言——弗拉芒語——也不懂），因此也和任何具有單一且普遍的工人階級理想的人，分享了同樣的身份和信仰。煽動者和宣傳家將所有貧窮工人團結一致的資訊，帶到其國家最偏遠的角落。他們同時也帶來了組織。沒有這種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工人便不能以一個階級的形式存在。而透過組織，他們得到一群發言人，這些發言人可以清晰地表達出男男女女的感情和希望，那些男男女女原本無法自行表達。這些人也擁有或發現了可以表達他們所感覺到的真理的言辭。沒有這種有組織的集體主義，他們只是貧窮的勞動者。因為，簡潔陳述前工業世界勞動貧民人生哲學的古代智慧大全，如格言、諺語和詩歌，現在已不夠用了。他們是新的社會實體，需要新的反映。這種認知開始於他們從新發言人口中聽到下列資訊的那一刻：你們是一個階級，你們必須表現出你們是一個階級。因而，在極端的情形下，新政黨只需宣佈他們的名稱——“工人的政黨”——就足夠了。除了這個新運動的激進分子外，沒有人將這種階級意識的資訊帶給工人。這項資訊將那些預備超越彼此間的差異，進而承認這一偉大真理的所有人團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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