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國這片土地上，人們曾經相信上帝和每個人同在；他不僅給人以憐憫，而且還給人以力量，所以整個國家屬於人民。

諾曼·梅勒《夜幕下的大軍》，1968年

1963年底，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約翰遜突然被提拔進入了美國總統辦公室。他不僅需要將民心從前任總統那裡爭取過來，還不能辜負傳承了半個多世紀的自由主義。自西奧多·羅斯福以來，在他之前的幾乎每個總統都向這個國家提出過某種政策或者承諾過新的開始，例如公平待遇、公平施政、新政、新自由以及1960年肯尼迪所說的新邊疆，即“一個充滿了未知的機遇與風險的邊疆，一個有著未曾實現的希望卻又有著威脅的邊疆”。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維持的新政策大概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1963年時本身歷史也不長的美國。然而，約翰遜有他自己的計劃，這個計劃合併、概括了那些伴他成長的所有承諾，不是要緩解全國性貧困，而是要潛在地解決戰後繁榮期的個體貧困問題，並且最終將會履行美國的承諾：“偉大的社會”（Great Society）。

不過，由於約翰遜並不是透過競選當選上的總統，他在一開始就只侷限於把肯尼迪未竟的事業付諸實現：透過《民權法》（1964年）。從理論上講，這個法案將在全國各地的圖書館、學校、餐廳、旅館、體育設施和就業場所全面消除公眾歧視。約翰遜不顧南方人對這部法案的反對，還成立了均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來確保非裔美國人、少數群體以及女性的同工同酬。然而，僅憑遇刺的肯尼迪的精神並不足以緩和那些反對立法的人的敵意。從民權法引發的暴力和敵意的大背景來看，民權法在美國走向完全的公民國家主義的路上是頗富爭議的一步。面對著來自種族主義者以及共和黨的反對，約翰遜向當時在參議院的民主黨黨鞭、後來擔任副總統的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指出，他深知自己必須讓民權法成為“一部美國的法案，而不只是一部民主黨法案”。即使法案被透過，約翰遜也仍然擔心自己沒有成功。他對當時的副手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說：“我覺得我們剛剛把南方交給了共和黨，這還將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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