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方輿紀要》等傳統史地著作多有一句慣用語“得某地者得天下”，對山河、城市在軍事上的意義也往往做出決定性的定論。而透過本編諸戰例的分析可見，在實際戰爭中並不存在這種僵化的必然性。真正決定戰爭勝負的並非地理環境，而是一個軍事—政治體的自我整合程度，社會形態、政治結構是戰爭的決定因素，它們決定著戰爭的發生、形式，而戰爭又影響著社會、政治結構的重組。

在戰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強調軍事技術、地理環境、統帥決策對戰爭勝負的決定意義。但將視野拉遠就會發現，政治結構才是決定政權軍事成就的關鍵。本編以桓溫和劉裕的北伐為例，討論了不同政治結構下的戰爭形態。東晉門閥政治之下掌握軍政權力計程車族門閥擁兵自重，互相覬覦和掣肘，對北方的戰爭一直少有建樹；而劉裕為首的北府軍人勢力則消滅了士族分權，確立了令行禁止、賞罰嚴明的政治秩序，一洗士族政治的萎靡，從而對外連續攻滅北方政權，對內重建了皇權的獨尊地位。再以近代為例，北洋水師的覆滅、甲午戰爭的失敗，根源在於晚清政權的渙散，地方實力派借辦洋務擁兵自重，與桓溫的失敗如出一轍。而在朝鮮戰爭中，新中國的志願軍能夠與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平分秋色，也正因為通過歷次政治運動消滅了離心傾向，使政權具有極高的執行效率與社會動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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