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金克木先生髮表一篇文章，從美國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名著《菊與刀》談到比較文化和比較哲學。文章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德日敗局已定，美國亟須制定戰後對德、日的政策。對德國，政策很明確，即武裝佔領，直接管制。對日本，當時有兩大問題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會不會投降？盟軍是否要進攻日本本土而採用對付德國的辦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國是否應當利用日本政府機構以至儲存天皇？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美國政府動員各方面的專家、學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這本書就是受美國政府委託（1944年）研究的結果。她根據文化模式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把戰時在美國被拘禁的日本人①作為調查物件，同時大量參閱書刊和日本文學及電影，寫成報告②。報告中推斷出的結論是：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要儲存並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戰爭結束，美國的決策同這位文化人類學家的意見一致，事實發展同她的預料和建議一樣。③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這份報告整理成書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1949年初被譯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幾家雜誌約請專家舉行座談，對此書進行評論，有的還出版了特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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