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的中國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辭。這隻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節的。後來《周易》卦爻辭和《魯春秋》也是如此，不過經卜官和史官按著卦爻與年月的順序編纂起來，比卜辭顯得整齊些罷了。便是這樣，王安石還說《魯春秋》是“斷爛朝報”[1]。所謂“斷”，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節的意思。卜辭的簡略大概是工具的緣故，在脆而狹的甲骨上用刀筆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辭和《魯春秋》似乎沒有能夠跳出卜辭的氛圍去，雖然寫在竹木簡上，自由比較多，卻依然只跟著卜辭走。《尚書》就不同了。《虞書》、《夏書》大概是後人追記，而且大部分是戰國末年的追記，可以不論；但那幾篇《商書》，即使有些是追記，也總在商、周之間。那不但有章節，並且成了篇，足以代表當時史的發展，就是敘述文的發展。而議論文也在這裡面見了源頭。卜辭是“辭”，《尚書》裡大部分也是“辭”。這些都是官文書。

記言、記事的辭之外，還有訟辭。打官司的時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叫做“辭”；辭原是“訟”的意思[2]，是辯解的言語。這種辭關係兩造的利害很大，兩造都得用心陳說；審判官也得用心聽，他得公平的聽兩面兒的。這種辭也兼有敘述和議論；兩造自己辦不了，可以請教訟師。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時候，列國交際頻繁，外交的言語關係國體和國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說更需慎重了。這也稱為“辭”，又稱為“命”，又合稱為“辭命”或“辭令”。鄭子產便是個善於辭命的人。鄭是個小國，他辦外交，卻能教大國折服，便靠他的辭命。他的辭引古為證，宛轉而有理，他的態度卻堅強不屈。孔子讚美他的辭，更讚美他的“慎辭”[3]孔子說當時鄭國的辭命，子產先教裨諶創意起草，交給世叔審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兒他再加潤色[4]。他的確是很慎重的。辭命得“順”，就是宛轉而有理；還得“文”，就是引古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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