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說過，隋唐時佛家思想的勃興，使儒家也受了影響，如韓愈、李翱等，一方面吸收了佛家理論，另方面又要闢佛，這就是產生新儒學的先聲。

新儒學即在宋代開始建立的理學，它的特點是吸收佛家、道家的思想成分而發揚儒家的倫理思想與政治哲學。理學所吸收的佛、道兩家思想，特別是運用在宇宙論與心性論方面，而這兩方面又老早是儒、釋、道三家混合的所在。如晉王弼拿道家的道理來解釋《易經》，道教——是陰陽家假託道家之名而創造的，也拿儒家一部分的經典，主要的是《易經》，附會於道家的學說（在《老子》書中只附會少數的語句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等）。佛教中的“格義”，是拿《老》、《莊》及《周易》去解釋佛經。這些混合的現象，造成了宋明理學的前提條件，而宋明理學則是將儒、釋、道三家思想貫通之處整理成一體系。

宋明理學產生的另一前提，就是漢唐訓詁註疏之學，煩瑣無味，已經為有思想的儒者所厭棄。他們既然厭棄訓詁，就不得不另找革新學術的途徑。宋代有學問的人物，如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王安石等，都是留心政治，拿經史的義理來配合實際問題的。當時學者又有自命不凡的氣概，動輒要繼承孔孟，講內聖外王之學。尤其是宋初有胡安定、孫明覆、石守道三個學者，講求經世致用之學，開闢了一代學風。安定教人方法，分經義、治事兩齋，經義齋是“明體”的，治事齋是“達用”的，這可說是當時的新教育。在這種教育影響之下，出了不少的學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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