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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多慈:許多言語,不如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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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的一天,或許是個天空陰霾、霪雨綿綿的下午,五十四歲的蔣碧微去中山堂看畫展。展廳門口籤罷名轉身間,一個似曾相識的身影立於眼前——雖然四十歲的孫多慈也不復當年青春盎然的“女學生”模樣,卻清雅溫婉,別有韻致。

最終,快言快語的蔣碧微率先開口:“徐先生前幾天去世了。”

向來沉默少語的“女學生”忽然臉色大變,淚水奪眶而出。

二十三年前為了同一個男子勢同水火的兩個女子,人生的唯一一次對話,居然是告知那個男子的死訊。

而那個男子,早已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海的彼岸十五年音訊杳然。

徐悲鴻1953年去世後,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個女人有兩個都寫了回憶錄:蔣碧微寫於六十年代的《蔣碧微回憶錄》,廖靜文寫於八十年代的《徐悲鴻的一生——我的回憶》。而唯有“女學生”孫多慈,從來緘默有加,評議由人,直到1975年辭世,也未曾為自己解釋半字。

當然,她從來也不是個多話的人。

洪晃曾說:“在我們心目中,永遠有一種對五四女學生的嚮往。”孫多慈便是這種女學生的典範,即使1930年對她來說是個稍顯灰暗的年份。

那時,她常常神情悒鬱地行走在安徽安慶這座六百年省會的江城街頭,彷彿一張輕飄飄的紙,失落地融入周圍白牆灰瓦的徽派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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