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鳴放”到了關鍵時刻，王蒙命運的一大拐點出現了。5月15日，毛澤東寫成《事情正在起變化》，提出“反右”。據說，對那些要重點保護的黨內外人士，可以提前打招呼，給他們先看這篇文章。有一天，王蒙接到通知，說是市委將派車接他去機關看一個檔案；等了幾個小時，通知又來：不去了。

在王蒙要不要劃“右派”的問題上，領導們也拿捏不準。在團組織相對文明的啟發幫助下，王蒙交代了思想深處的一些問題，比如海德公園式的民主也不賴。最後周揚拍板：劃。

批判會後第三天，王蒙拍下他整個青年時代最帥的照片：將小棉襖甩在肩上，一臉陽光瀟灑，有點普希金風格。他也提道：“只有一個晚上，我很慌亂，一夜無眠，不斷地起夜小便。”

1958年夏，王蒙“戴帽子”。10月，他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其時王蒙正在山溝裡勞動，妻子在山西上大學，故起名“王山”。兩個多月後，王蒙第一次看到王山，對著兒子一首接一首唱歌。嬰兒回之以啊啊啊。

王蒙有三個孩子，每個孩子的名，都印刻他與妻子的一段經歷，有山有石，有伊犁。

勞動使人強健、接地氣、開眼界、長知識。比如北京東城的大糞比西城的有勁、價格高，因為東城富人多。

鬥爭中也有發現：基層“右派”（來自各行各業）有一種受虐、虐人的積極性，他們願意互相批鬥，尤其把自身所受的一切強暴轉施於人時，表現得習以為常、駕輕就熟。王蒙有悟：常常捱打的人容易兇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無慾者授受最親。這本是一個人性彰顯、適於反躬自問、問一問“個人在運動中該負什麼責任”的題目，卻被平反後的大部分人略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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