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歲那年，龍應臺就想過：將來要做一個不需要向別人敬禮的工作。在進入一個等級分明、令出必行的體系之後，她一度仍不按規則出牌，多有“突圍”之舉。譬如，她曾拒絕為配合馬市長剪綵辦美展、搞演出，此舉雖也得到市長支援，但長此以往別具一格，市長也要承受來自整部機器的壓力。

文化圈中人說，因為文人氣質和率真性格，龍應臺常有隨興之舉，有些人卻“不愛看她那個調調”。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簡單粗糙，她確實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紀念館館長葉博文先生就曾將與龍應臺的“衝突”寫在一本書裡。市長時期的馬英九對龍應臺的“禮讓三分”，也讓一些人不那麼舒服。

那時候的龍局長雀躍著想施展理想。她每天工作16個小時，自述“整天頂著頭盔上戰場”。王小棣曾見她伏在市政府大門邊的一張桌子上寫著什麼，一問，正要出門，有些事還沒想好，想到就寫下來。王小棣對我說，當年文建會的工作是相當粗糙的，而龍應臺確實做了一些事情。

翻開臺北市文化局2003年編寫的《東倒西歪，三年有成——臺北文化一千天》，可查龍局長的事蹟：臺北的文化地景開創了許多“第一”，包括第一個國際藝術村、第一個駐市藝術家高行健、第一個華人世界的國際詩歌節、第一個古蹟專業演藝廳（中山堂）、第一個專業藝術電影院（臺北之家）、提倡修復並開放許多名人故居（包括錢穆、林語堂等人的故居）、第一個公私合營模式的美術館（臺北當代藝術館）、制定第一個“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她還推動了老巷弄老房子的拯救，其中包括夏鑄九教授與我見面的紫藤廬，那是哈耶克弟子周德偉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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