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季，我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當時社會上流行著一句話“畢業即失業”，可見畢業後找工作——當時叫搶一隻飯碗——之難。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尤其嚴重。家庭經濟已瀕臨破產，盼望我掙錢，如大旱之望雲霓。而我卻一無奧援，二不會拍馬。我好像是孤身一人在荒原上苦鬥，後顧無人，前路茫茫。心中鬱悶，概可想見。這種心情，從前一年就有了。一句常用的話“未雨綢繆”或可形容這種心情於萬一。

但是，這種“未雨綢繆”毫無結果。時間越接近畢業，我的心情越沉重，簡直到了食不甘味的程度。如果真正應了“畢業即失業”那一句話，我恐怕連回山東的勇氣都沒有，我有何面目見山東父老!我上有老人，下有子女，一家五口，嗷嗷待哺。如果找不到工作，我自己吃飯都成問題，遑論他人!我真正陷入走投無路的絕境。

然而，正如常言所說的那樣“天無絕人之路”，在這危急存亡的時刻，好機遇似乎是從天而降。北大歷史系畢業生梁竹航先生，有一天忽然來到清華，告訴我，我的母校山東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託他來問我，是否願意回母校任國文教員。這真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喜訊，我大喜若狂。但立刻又省悟到，自己學的是西洋文學，教高中國文能行嗎?當時確有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和做法，認為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國文。這個看法本身就是不科學的，能寫的人不一定能教。何況我只不過是出於個人愛好，在高中時又受到了董秋芳先生的影響，在大報上和高階刊物上發表過一些篇散文，那些都是“只堪自怡悅”的東西，離開一個真正的作家還有一段頗長的距離。像我這樣的人怎麼能到高中去擔任國文教員呢?而且我還聽說，我的前任是讓學生“架”走的，足見這些學生極難對付，我貿然去了，一無信心，二無本錢，豈非自己去到太歲頭上動土嗎?想來想去，忐忑不安。雖然狂喜，未敢遽應。梁君大我幾歲，穩健持重，有行政才能。看到了我的情況，讓我再考慮一下。這個考慮實際上是一場思想鬥爭。最後下定決心，接受濟南高中之聘，我心裡想：“你敢請我，我就敢去!”實際上，除了這條路以外，我已無路可走。於是我就於1934年秋天，到了濟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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