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在哈爾濱住上幾天，置辦長途旅行在火車上吃的東西。這在當時幾乎是人人都必須照辦的。

這是我第一次到哈爾濱來。第一個印象是，這座城市很有趣。樓房高聳，街道寬敞，到處都能看到俄國人，所謂白俄，都是十月革命後從蘇聯逃出來的。其中有貴族，也有平民；生活有的好，有的壞，差別相當大。我久聞白俄大名，現在才在哈爾濱見到。心裡覺得非常有趣。

我們先找了一家小客店住下，讓自己緊張的精神鬆弛一下。在車站時，除了那位穿長筒馬靴的"朝鮮人"給我的刺激以外，還有我們同行的一位敦福堂先生。此公是學心理學的，但是他的心理卻實在難以理解。就要領取行李離車站，他忽然發現，他托執行李的收據丟了，行李無法領出。我們全體同學六人都心急如焚，於是找管理員，找站長，最後用六個人所有的證件，證明此公確實不想冒領行李，問題才得到解決。到了旅店，我們的餘悸未退，精神依然亢奮。然而敦公向口袋裡一伸手，行李託運票赫然具在。我們真是啼笑皆非，敦公卻怡然自得。今後在半個多月的長途旅行中，這種局面重複了幾次。我因此得出了一個結論；此公凡是能丟的東西一定要丟一次，最後總是化險為夷，逢凶化吉。關於這樣的事情，下面就不再談了。

在客店辦理手續時，櫃檯旁邊坐著一個趕馬車的白俄小男孩，年紀不超過十五六歲。我對他一下子發生了興趣，問了他幾句話，他翻了翻眼，指著櫃檯上那位戴著老花眼鏡、滿嘴膠東話的老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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