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菁

不知道是從哪一天開始，在臺灣做一箇中國的孩子，就要在沉重的書包下奮鬥十幾年，做無謂的體力透支。從小，我們就很溫順聽話，大了難道就不了嗎？我們是不會聽話，但是學校定要叫我們剪一個西瓜皮的頭髮，露出耳朵來叫我們聽話。於是我們變成了一個只會聽話的孩子，而沒有了自己。

做了十幾年的學生，到今天總算熬出頭來，在大學的窄門裡佔有一席之地，我不敢說做學生不好，至少今天的我，仍受到國家、社會的撫育，坐在臺下安心的聽老師上課。

做學生是沒有權利批判教師的，打從做小學生時開口閉口“老師說”開始，老師的形象就是一個權威，小小的個子在他的面前唯唯諾諾的，連大氣都不敢哼一聲，因為老師就代表了尊嚴。但人是會長大的，於是我們學會了用眼睛觀察、用心靈去體會；這個老師是不是一個好老師，他肚子裡到底有沒有墨水，他有沒有愛心，教書對他是興趣、是義務抑或是一個鐵飯碗？

學生不是石頭，而是有血有肉的個體，打了會疼罵了會哭的孩子。

大學生更難教也就是因為我們有了更明顯的自我意志，有了自己的一套價值觀，除非教師的確有教學上的方法和愛心，有實質上的內容讓人心服，否則空有老師之名，站在臺上，在學生的眼裡，也不過是個軀殼而已。

三毛第一天來華岡上課，可以用行動這兩個字來形容，因為來一睹其風采的學生，像是一顆顆軟糖裝在大肚小頸的瓶子裡溢了出來，是的。教室太小了些，但這不是準備做演講，而是要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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