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自1971年8月15日美國摧毀佈雷頓森林體系、日元與美元之匯率開始浮動之後，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尤其美國針對日本進行貿易制裁威脅，一直是決定日元匯率走勢的關鍵力量（此乃麥金龍等許多學者多年研究的結論）。到了1980年代，“日本第一”聲浪高漲，美國對日本的壓力隨之急劇放大。美國除了要求日本自願限制出口、美國單方面對日本進口實施配額、選擇性徵收附加關稅之外，主要就是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否則就要動用著名的“超級301條款”，對日本對美國貿易實施全面嚴厲打壓。此乃1985年廣場協議出臺的背景。

廣場協議的關鍵條款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當然也包括歐洲主要貨幣如馬克相對美元大幅度升值）。美國的基本思路是要藉此遏制日本產品的全球擴張，遏制日元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表面上的理由當然是解決美日之間的貿易不平衡，與今天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的藉口並無二致。

美國、日本的決策者可能沒有想到：日元升值和繼續大幅度升值的預期，對日本經濟的最大危害不是削弱日本產品全球出擊，更沒有解決日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最大的危害是升值預期徹底改變日本國民和企業的投資預期和投資方向，很快誘發日本房地產、金融、股市的巨大泡沫（泡沫形成時期是1986－1989年，正在廣場協議之後），短期瘋狂之後是資產泡沫（房地產、股市）的徹底崩潰，日本銀行壞帳堆積如山，企業現金流和資產負債表（財務狀況）急劇惡化，日經指數從最高接近五萬點狂跌到接近一萬點。自1990年起，日本經濟就一蹶不振，從此陷入長達十多年的衰退泥潭。與此同時，美國經濟憑藉“供給學派經濟學”的基本理念，放松管制、削減稅收，一路高歌猛進，1990年代更是迎來資訊科技革命，將日本經濟遠遠甩在後面。想當年（1980年代後期），日本GDP曾經超過美國的70％，儘管日元升值100％以上，今天日本的經濟規模卻只有美國的30％多。相對實力的轉換，何等劇烈！怎能不令人觸目驚心？又怎能不引起嚴肅經濟學者、歷史學者的深刻思考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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