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場回到上海，沒見到爸爸。聽媽媽說，他還是關關放放，沒有定準。

第二天就去了學院。當年在《送瘟神》的樂曲中走得那麼決絕，一再發誓此生不再跨進這個院子一步。今天又一次明白，生於亂世，任何個人誓言都難以兌現。我在學院後門口遲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進去。

每個辦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著，每個忙碌著的人我都不認識。令人驚異的是，這些陌生人在辦公室裡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證明他們早已是這兒的主人。

天氣挺熱，但每一個窗戶都關閉著。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整理運動材料。怕風把材料吹走？怕屋內的談話聲音傳到窗外？都有可能。總之，辦公樓在並非寒冷的季節把窗戶都關閉起來了，政治氣氛也就緊張了。

當時的運動，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但鬧了這麼多年已經很難尋找新的清查物件，因此把我們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回來，像一個“破爛倉庫”那麼擱著，什麼事情牽連到誰了，便隨時抽出來隔離審查。

但是，這個“破爛倉庫”平日應該擱到哪裡去呢？工宣隊的一個小頭目向我們宣佈：挖防空洞。

挖防空洞，光這麼說，後代讀者一定無法理解這件事在當時的驚人規模。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毛澤東一直擔心著蘇聯和美國這兩個超級大國會侵略中國，而且他也知道，對於中國這麼一個已經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要打也必然是核戰爭。核戰爭的主戰場必然是城市，因此，上海必須挖出能容得下一千多萬人的防空洞系統，其工程之大，難於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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