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們遷居乾麵衚衕新建的宿舍，有四個房間，還有一間廚房、一間衛生間（包括廁所和澡房），還有一個陽臺。我們添買了傢俱，住得寬舒了。

“三年困難”期間，鍾書因為和洋人一同為英譯毛選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階飯。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應。我們還經常吃館子。我們生活很優裕。而阿瑗輩的“年輕人”呢，住處遠比我們原先小；他們的工資和我們的工資差距很大。我們幾百，他們只幾十。“年輕人”是新中國的知識分子。“舊社會過來的老先生”和“年輕人”生活懸殊，“老先生”未免令人側目。我們自己嘗過窮困的滋味，看到絕大多數“年輕人”生活窮困，而我們的生活這麼優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慚愧。每逢運動，“老先生”總成為“年輕人”批判的物件。這是理所當然，也是勢所必然。

我們的工資，凍結了十幾年沒有改變。所謂“年輕人”，大部分已不復年輕。“老先生”和“年輕人”是不同待遇的兩種人。

一九六四年，所內同事下鄉四清，我也報了名。但我這“老先生”沒批准參加，留所為一小班“年輕人”修改文章。我偶爾聽到譏誚聲，覺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鍾書結束了英譯毛選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為“毛主席詩詞翻譯五人小組”的成員。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興縣禮賢公社四清，沒回家過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鄉城關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績斐然，隨即由工作隊員蔣亨俊（校方）及馬六孩（公社）介紹，“火線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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