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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校作為大明的皇帝，他可以選擇將部分意志凌駕於世俗上，比如跟文官群體的博弈和鬥爭，哪怕會掀起風波或影響，但也僅限於較小范疇內，對於大局而言所產生的漣漪是有限的。

再比如發展集約型手工製造業，這是立足於土地兼併嚴重、自然災害頻生的主流背景之下，以北直隸作為承載區域，儘可能去吸納北方諸省破產群體，讓他們能透過勞作依舊可以養家餬口。

至於說人口密集扎堆的現實問題，則需要朝廷儘可能的解決，以避免地方秩序崩壞或出現民亂。

但是在某些事情上，朱由校卻不能這樣武斷，就像大面積推廣種植玉米、土豆、紅薯等作物。

朱由校他若真敢這樣做，不出兩年，大明必頻生起義浪潮，原因很簡單，種植習慣不是輕易能改的，這還牽扯到更要命的賦稅。

古人定下的二十四節氣，什麼時候要種或收什麼，這都是頗有門道的，不是你上嘴皮碰下嘴皮，說說那麼簡單的。

小麥和水稻這兩種農作物，那可是用了極長的時間，才逐步推廣種植起來的，跟農耕民族玩脫離現實那套，你不死誰死？

“徐卿，想在大明境內推廣種植這些舶來物，絕非是朝夕間就能辦成的事。”

朱由校走到那些木筐前，撩袍蹲了下來，拿起一塊土豆說道：“對於這些外來傳進的農作物，絕大多數群體都很陌生，不知該怎樣種，更不知該怎樣吃，稍有差池，便是習慣性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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