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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經御前協商，首相近衛釋出對華宣告，對重慶政府再提三項決定，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及經濟互助。

二十九日，汪填海親信陳公博、周佛海趕赴港城，釋出對國黨中央黨部諸同志公開信，以此來積極響應日本內部做出的三項宣告。

豔電一出，舉國譁然。

其實早在抗戰初期，汪填海等人就不看好華國各界的抵抗之勢。

在他們看來，積極與日本政府進行溝通合作，才是華國最正確的出路。

特別是在武漢會戰過後，汪填海認為，如果日軍進攻重慶，華國必然滅亡。既然如此，那還不如由我汪某人來主導對日談判，行曲線救國之舉。

但是在遭到蔣大總統三番五次的拒絕後，再加上國府內部又在今年三月份，推行了總裁制，更使蔣大總統的威望與權勢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於是汪填海自認沒有機會，再在國黨內部掌握大權，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徹頭徹尾的跟日本方面頻繁聯絡起來。

在汪填海公開投日的時候，袁長安也回到了東京，新年到了…

………

裕仁欣賞著眼前的文徵明真跡，頻頻點頭稱讚，“這等珍貴之物，也不怪康德彼輩出動禁內之人搶奪。

朕怎麼聽說，服部說這是準備獻作朕的壽禮，為何現在就拿過來了？”

袁長安卻一本正經的說道：“陛下，這是春禮。花子並沒有說錯，您的壽禮還在尚太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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