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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太成功了，不僅得到讀者的共鳴，還得到了國內文學評論界的普遍讚賞，梁永安《可喜的農村新人形象——也談高加林》、邱明正《贊巧珍》、唐摯《漫談中的高加林》、蔣萌安《高加林悲劇的啟示》、小間《人生的一面鏡子》都非常認可《人生》。

在這些評論中肯定的一派認為高加林代表了一個嶄新的青年農民形象，他繼承了父輩吃苦耐勞的優良品德，又表現出對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生活的嚮往和期待，他有進取精神，為嚮往的志同道合的愛情做出選擇，是一個走在時代前列的年輕人。

有肯定就有批評，批評的一派把高加林視為失敗者和悲劇人物，他只顧個人私利、排斥農村生活、沒有為偉大事業獻身的理想、把愛情當作工具……如曹錦清《一個孤獨的奮鬥者形象——談中的高加林》在如何表現革命理想、批判資產階級個人至上等方面批評了高加林這個利己主義者的形象；

這些爭論的背後，是舊的話語體系與新的話語體系之間的碰撞。1949年以來的青年人生觀強調克服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在舊話語體系內，高加林的個人追求使三大差別顯現得尤為刺目和難以彌合。而上世紀八十年代新的話語建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程序之下，高加林對城市生活的憧憬、對現代文明的嚮往正符合了先進代替落後的發展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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