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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一個實時反饋的觸發閾值，聽上去是純粹的技術問題：基於個體基線，計算風險指數的動態範圍，選取某個百分位數（比如85%或90%）作為臨界點。但當這個閾值關聯到一個即將在真實受試者（尤其是那些正被認知困擾折磨的mTBI患者）身上實施的干預訊號時，它便陡然有了重量。

這個重量，是倫理的謹慎，是科學的嚴格，也是某種近乎呵護的責任感。

專案組為此專門召開了一次倫理與方法學交叉討論。秦嵐帶來了研究院倫理委員會的簡要指導原則，強調幹預的“最小化”與“無害化”。林婕從工程角度指出，任何反饋訊號本身都可能成為新的刺激，影響腦電等生理訊號，需要在資料分析時仔細剝離。鍾原則堅持，閾值必須基於充分的個體前置資料（至少任務前半程的穩定表現）計算，並建議加入“冷卻期”——一次反饋觸發後，至少隔開十秒或更長時間才能觸發下一次，防止訊號過載。

安可兒負責起草具體的實驗協議。她反覆推敲措辭，確保受試者完全理解：這是一個探索性研究，反饋訊號是實驗的一部分，目的是幫助研究者理解認知狀態波動，並非治療手段，且可能沒有任何可感知的效果。她設計了詳細的知情同意書，並準備了事後訪談的問題列表，重點詢問受試者對反饋訊號的覺察度、解讀、以及它是否（以及如何）影響了他們的任務策略或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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