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疏道光，經過一番對“弛禁論”的批判後，針對鴉片為何屢禁不絕的問題，給出了新的答案。

“鴉片之所以氾濫成災，丨毒丨品走私之所以屢禁不止（販煙之盛），全是因為菸民太多（食煙之眾）。如果解決了菸民問題，鴉片和鴉片走私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外夷之煙，自不來矣）。”

怎樣解決菸民的問題呢？

“建議將所有一年之內仍戒不掉煙癮的吸食者一律定為死罪，在職官員如有吸食者，罪加一等，且子孫不許參加科考。”

這篇奏疏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嚴塞漏卮（zhī）以培國本疏》，史學家們將黃爵滋的這套方法稱之為“嚴禁論”。

道光在看完這道奏疏後，並沒有表態，而是又一個順水推舟，將奏疏分發給全國各地的將軍督撫們，要求他們各抒己見，儘快復奏。

從對許乃濟“弛禁論”的爭論，到對黃爵滋提出“嚴禁論”後引發的大討論，被很多的近代史學家統稱為“弛禁嚴禁”之爭。

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發現在對黃爵滋提出的“嚴禁論”的爭論中，“弛禁論”和“嚴禁論”的區別，並不是到底該不該禁菸，也不是對於鴉片走私的懲處力度的輕重，而是在於怎樣對待吸食者態度上的差異。具體的說，是以是否同意將戒不掉煙癮的菸民處以死刑來劃分為嚴禁派和弛禁派的。此時所謂的弛禁派的觀點是和許乃濟的那套理論是有根本差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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