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子鶴的話深深觸動了在場的每一個人，他們確信面前的這位小夥子在歐洲的求學生涯沒有虛度。因為，留洋博士的頭腦裡不但充滿同齡人的激情，同時還流淌著數學的理性。

“科學包括我所學的數學，可以服務於國家和時代，但卻改造不了國家和時代。實際上，這個觀點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一位著名的德國人提出來了。這個人就是伊曼努爾·康德，他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我不得不懸置知識，以便給信仰騰出位置。’康德的這句話是我在蘇聯時，伊萬諾夫教授告訴我的。我聽後，立馬感覺到大師康德是說給我許子鶴聽的。我後來看了許多康德的論著，對他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大家都知道康德是位偉大的哲學家，然而與此同時，他還是位傑出的天文學家，同時代沒有多少人比他掌握更多的天體和星象知識，在比較知識和信仰的重要程度之後，他得出了這個著名的論斷。我想，康德並非不知道知識的重要，但當涉及到自由問題，涉及到信仰問題時，就要把知識放在一邊，為信仰留下地盤，為人的自由和發展留下空間。

“透過閱讀康德的作品和傳記，我還有一個不成熟的推斷，請大家聽聽正確與否。康德說過的這句話對他自己也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因為他後來同意擔任柯尼斯堡大學校長，由以個人學術為中心變成以社會為中心，逐漸成為了一名自由主義者，支援法國大革命以及共和政體，還於1795年發表了一篇意義深遠的長文《永久和平論》。康德的這些認識雖不完全合乎現實，但在‘人’與‘知識’兩者之間，更關心‘人’，這一點，不但令人信服，更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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