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民變、起義的群眾基礎相類似，山東、河南、安徽一帶連年遭受自然災害，水災、旱災、蝗災此起彼伏，這是客觀原因，不得不承認；

地方官員為了粉飾政績，瞞報災情，還增加稅收，編造盛世繁榮景象，作為自己升官的政績，而把農民逼上絕路；

從“銀刀卒”到“龐勳之亂”，其殘餘勢力始終沒有被徹底清剿，他們一直扮演著群盜流寇的角色，在這一帶活動；

在王仙芝起事之前，徐州一帶就已經有成群結隊的盜匪掠奪民間財產，而州縣無力制服；

以上是民變能夠快速壯大的主要社會因素。佔了“人和”。

本次民變爆發地點和早期的活動範圍，是長垣、濮州、曹州一帶，也就是今天的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四省交界的地區，在當時也是天平軍、感化軍（原武寧軍）、宣武軍、義成軍、魏博軍等轄區邊境交界處，“三不管”地帶，這是起義軍迅速壯大的地理因素。佔了“地利”。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天時”：南詔二次入侵西川。

這一個原因乍一看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關係，一個在今天的四川，一個在今天的山東，跨著大半個中國。

這就對了，恰恰是因為距離遠。

南詔二次入侵西川，逼近成都，朝廷把“南詔剋星”高駢緊急調往西川。高駢，時任天平軍節度使，天平軍總部在鄆州，今天的山東省東平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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