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玫很鎮定，他心中有數，皇太子會站出來支援自己，因此面對洶洶攻訐，他不慌也不怒，緩緩道：“陛下，漕運固然安全，但運河年年淤塞，年年清淤，耗費的人力物力，每年將近百萬，海運雖然有船傾人覆的危險，但除了修建碼頭之外，再無其他費用，縱使船隻有損失，但平均下來的耗損，非但不比漕運多，反而是少許多。”

“宋侍郎怎知海運損耗低？？”戶部漕運司郎中吳釗燮立刻反對。

“我為工部侍郎，清淤河道和建造船隻都是我工部的事務，兩者費用我最是清楚，海上大風大浪，船隻傾覆的兇險，一年或許會有一兩次，但看風避浪是船家的根本，只要行船得當，及時避風靠岸，就不會有船隻傾覆的危險。清淤的費用卻必不可少，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兩者相比，當然是海運更有利。”宋玫聲音平和。

“天道無常，海上的風浪豈是宋侍郎能預判的？萬曆元年的悲劇，難道你不知道？漕運改海，漕兵漕丁又如何處置？一旦聚嘯生事，豈不又是一場風波？剛剛設定的厘金局，又如何處置？一條京杭大運河，難道要被廢棄嗎？”吳釗燮一連五個逼問，個個鋒利如刀。

“吳郎中問的好！”

選郎，郎中的別稱。

“漕運不可輕動！”

“臣附議！”

一片對吳釗燮贊成和對宋玫的反對之聲。

這一點都不奇怪。

明清兩代的漕運制度其實是平衡國家、地方和部分官僚集團利益的結果。河道官員一方面放大海運的危險，一方面不斷強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與重要性，這是官員利益；一旦漕運改海，那些倚仗漕運繁華的城市，必然衰落，這些城市和這些城市出身的官員必然要反對，這是地方利益；漕運關乎幾十萬人的飯碗，關係運河沿線的穩定，這是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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