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深刻地表現出了古代的忠臣的本質。從民族的角度看，史可法是聯虜平寇的主要倡導者，對滿清統治集團有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哪怕是在圖窮匕見的時候，還有著非常軟弱無能的表現和舉動。他在清軍入關後既不主張收復失地，也不願意對可能地入侵的嚴加防範。誠然，當時的情況有許多事情是史可法個人不能左右的，但是當機會到來時，他甚至不願意去做一些有意義的嘗試（高傑事件）。在同樣艱難甚至在後來更艱難的時局下，許多仁人志士前仆後繼，給予清軍沉重的打擊，其功績強於史可法百倍不止。然而後來的許多人把史可法視為忠臣和愛國者，無非是在殉節者中史可法地位最高，私德上無可挑剔，符合了封建時代的道德要求。在封建社會，忠誠是對君主的忠誠。只要你忠於皇帝，無論是殘酷鎮壓自己的同族，還是和異族合作，都是不值一提的。史可法忠於明室，城破殉節，就足以成為忠臣的典範。什麼？你說他曾經想和野蠻人一起鎮壓本民族勞動人民、殺害自己的同胞？一群吃不飽飯的造反的農民，早該全都殺了，誰和他們是自己人？怎麼會因為民族這樣的小事，玷汙了我們史閣部的牌坊呢？

當然，我並不是說，史可法一無是處。考慮到後來各大軍閥的不戰而降，史可法反對收復北方，可能也是基於對藩鎮的理解，知道藩鎮們不願意為收復失地流血犧牲。但是，在同樣的時代，有陳子龍等有識之士提出了自強之道，主張依靠自己的力量擊敗敵人，陳子龍最後也死於抗清鬥爭。相比之下，史可法對清朝卑躬屈膝，完全不願意做最壞的打算，甚至沒有發表過什麼自立自強的言論，就連做高傑兒子的義父都出於偏見不願答應。評價一個人時，我通常是懷著較為謙虛的態度，如果他做了很多事但是取得的成就很小，我往往會先看他所處環境和具備的客觀條件。但是如果一個人毫無作為，那隨之而來的惡果只能是咎由自取 。不管實際效果如何，史可法生前並沒有試著為漢民族做什麼有意義的事，哪怕和後來的許多抗清志士相比，無論是主觀目的還是客觀行動，都稱不上對民族有益。連德高望重的史閣部都如此，何況其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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