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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握如

1938年春節之後,我的胃大出血,住進了延安橋兒溝中央黨校醫務所。大約初夏時節,喬國楨同志也來這裡治療肺結核病,從此便開始了我們之間的交往。

1939年4月,我乘蘇國運輸機到達疆域迪化(即現在的烏魯木齊)。此時喬國楨同志已在迪化,我們同住在盛世才的羊毛湖招待所。他的病很重,但看起來比在延安時胖了一點。8月間,我們由迪化乘飛機經阿拉木圖抵達莫斯科,國楨同志因病重比我們走得晚點。到莫斯科後,我們都住在莫斯科南面約30公里的“苦極樂”松林別墅療養。這所療養院是共產國際專門用來接待中國共產黨人的。國楨同志在這裡沒有待多久就轉到莫斯科去住院了。10月,我們去克里米亞療養,療養院坐落在塞巴斯托波爾以東約20公里一個叫欣明伊斯的地方。

當時國楨同志身體還很虛弱,散步時要由護士攙扶,並且規定每天不得超過一公里。夏天我們回到莫斯科時,國楨同志的身體已經恢復得比較好,長得很胖,但不太結實。

1940年10月初,我們結束了在蘇國的療養,離開莫斯科,經塔什干、阿拉木圖回國。為辦理回國手續,在阿拉木圖停留了20多天,直到10月30日才回到迪化。記得在迪化,我和馬明方、張子意、劉護平、方誌純等同志住在一起,而國楨同志則一個人單獨隔離開住,但我們可以天天見面,這時候他的身體還是很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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