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方面，作為一個復興會員，林景春是明白的。

為了追求利潤，這些私人經營者可不敢說能做出什麼事情，如果沒有嚴格的律法執行，民眾多少得吃點苦頭。

這方面的顧慮也是當年在這件事情上財政部內部形成強大反對聲音的原因之一，大家都學習過蘇詠霖的洪武政論第三卷和第四卷，對蘇詠霖提出的民營經濟體的弊端很有研究。

蘇詠霖說，為了錢，人可以去做任何事情，一旦收益超過預期，人可以踐踏世間一切的法則。

但是蘇詠霖還是毅然決然的這樣做了，因為在他看來，一定程度的自由靈活競爭比起僵化的體制更有利於改革，更符合民眾的利益。

而且，人終究是怕死的，比起賺不到錢，人更加恐懼的事情是賺了錢，卻沒命花。

這就給監管留下了可能，給正面迴圈留下了可能。

數年的發展下來，明國的民營經濟體初具規模，在開放經營的行業中佔據主流地位，湧現了一批一批的創業成功者，在國家實力和地位的加成下，他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而隨之而來產生的就是各種各樣的為了追求利潤而違規違法的事情。

比如偷工減料，比如用次品冒充良品，比如用假冒冒充正品，比如悄悄提高價格以獲取更高的利潤，比如壓低僱員工資以提高利潤之類的。

這些亂象在民主改革之後的五年間伴隨著民營經濟體的繁榮發展而集中出現，各地方官府不斷提交相關案例，並且提出了律法上的各種漏洞，請求朝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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