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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滬上求學之時，風起雲湧，新舊激盪，各種新思想、新思潮一起湧入上海這個開放之地。少年胡適睜大眼睛，好奇地打量著這個變革中的世界，貪婪地吮吸著新思想、新知識。

具有開放氛圍的澄衷學堂，是胡適少年時期新思想的孕育與啟蒙的另一重要之地。

在這裡，他遇到了給他帶來思想啟蒙的老師——楊天驥先生。如他自己所說“澄衷的教員之中，我受楊千里先生（天驥）的影響最大。”

楊天驥，江蘇吳縣人，清光緒二十八壬寅優貢。“蘇報案”時，參與營救章太炎等人，並積極倡言輿論自由；曾與父親楊粹卿合著《滿夷猾夏始末記》，對清廷殘民罪行進行控訴；還曾與人一起資助革命宣傳家鄒容出版《革命軍》，參與營救進步青年等。

1904年到澄衷學堂任國文教員。

楊天驥家學淵源，能文，能詩，精習楷法，精於篆刻，尤其思想活躍，目光敏銳。有一次，胡適去看他，他在胡適的作文稿本上題了“言論自由”四個字。於是，這意味深長的四個字鑲嵌在少年胡適的心中，成為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標。這是在清朝末年，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話當做絕對真理的時代，無疑是很難得的進步思想。而最難得的，還是楊先生教國文的與眾不同，居然用《天演論》做教科書，引導胡適等一班學生讀了這一代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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