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者從普遍人性與人之常情的角度提出質疑，應該說是不無道理的，但他們卻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武曌從來就不是一個可以按世俗規範去衡量、可以用人之常情去揣度的人物。如果一般的道德規範可以束縛武曌，那她就絕不可能成為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女皇帝；如果世間的常情常理可以界定武曌，那她一生中大多數所作所為就通通變成不可理喻的了，又何止殺嬰一事？！

暫且不說武曌在後來漫長的一生中還有多少突破常規的作為，單純從她早年的許多言行和經歷來看，我們就不難看出她那非同尋常的人格特徵，尤其是在她的人生遭遇瓶頸或者陷入困頓的時候，她的表現就更是迥異於常人。比如十四歲離家入宮的時候，她母親楊氏哭得何其悲切，可她居然說出“見天子庸知非福”的話，那份鎮定、樂觀和自信，又豈是同齡人可以比擬？！再如當年為了博得太宗的賞識和青睞，在馴馬場上故作驚人之語，用想象中的鐵鞭、鐵錘和匕首“殘殺”了太宗鍾愛的獅子驄，其表現又是何等出格出位？！又如在太宗的病榻之側，居然敢和太子激情燃燒、共浴愛河，那份渴望改變命運的勇氣和冒險精神，又豈是常人可以理解和想象？！

所以，當武曌在通往皇后寶座的道路上遭遇障礙的時候，當她發現女兒的犧牲足以成全她對於權力的野心和夢想的時候，她為什麼就不能像從前屢屢做過的那樣，再一次逾越人性的藩籬，再一次顛覆世俗的道德規範，毅然決然地扼住女兒的咽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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