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如此，我們就無法解釋他事後突然躍居“一等功臣”的原因。

雖然史書對此隻字不提，但是如果我們把目光推移到玄武門事變的十幾年後，卻還是可以從史料記載中找到某些隱晦的線索，從而進一步證實我們的上述推斷。

那是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因參與太子李承乾的謀反案，事洩被捕，其罪當誅，而唐太宗李世民卻替他向群臣求情，希望大臣們能法外開恩，饒侯君集一命。李世民說：“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置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

所謂“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這句話既可以做廣義的理解，也可以做狹義的理解。廣義來說，這是對侯君集參與玄武門之變的肯定；狹義來說，尤其是“家國未安”四個字，似乎暗含了這樣的資訊——侯君集當年的行動很可能不僅關乎“國事”、同時更關乎“家事”！

什麼樣的事情既是國事也是家事呢？

我們認為，這很可能就是李世民勒兵入宮，“囚父”、“逼父”之事！

也許正因為侯君集當年圓滿完成了逼宮任務，貢獻重大，意義特殊，所以李世民才會對此念念不忘，極力要保住他的性命。而當群臣竭力反對，聲稱“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必欲誅之時，李世民顯得十分無奈和悲傷，對侯君集說：“與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並且“欷歔下泣”。（《舊唐書•侯君集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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