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1月4日，羅隆基在光華大學任教期間，被國民黨當局以“言論反動，侮辱總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後，胡適等人動用自己的社會關係，八方營救，使羅當日即獲得釋放。後來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期間，羅隆基在《瀋陽事變》等一系列《益世報》社評中，對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進行了猛烈抨擊，《益世報》因此曾受到停止發行的處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羅隆基遭遇的這兩項經歷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跡。從此，他對國民政府沒有絲毫好感，喪失了信心，並不遺餘力批評國民黨侵犯人權的行徑。與此相對照，他對一切反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和團體，譬如共產黨，就滋生了一種身處同一條戰線的同情。

羅隆基好談政治。30年代，國民黨當局的迫害也帶來了新月編輯部內部的分歧。徐志摩等為維持《新月》的營業，主張今後“不談政治”，而羅對徐志摩等的向後轉則不以為然。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新月的立場，在爭言論思想的自由，為營業而取消立場，實不應該。”徐志摩也不示弱，在1931年9月9日給胡適打了一個小報告：“新月幾乎又出亂子，隆基在本期‘什麼是政治’上又犯了忌諱，昨付寄的400本《新月》當時被扣。”

羅隆基曾南開大學政治系教授，主講《憲法論》等課程，校長張伯苓很賞識羅隆基。他對羅說：“羅先生要把西方政治與中國政治的不同點告訴學生。只有懂得了中國的政治實際，學生走上社會才能擔當改造社會的重任。”羅說：“你不怕我在課堂上放言無羈，當局會找你的麻煩？”張伯苓坦然說：“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學的真正體會告訴學生，學生才能受益。羅先生不必過慮，只要我的學生不趕你下講臺，我給你的聘書就會照發不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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