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的心緒沉重而飄忽，如同那沉甸甸又飄飄然的漫天大雪。秋冬以來，皇帝的言行似乎發生了某種不可捉摸的變化，有了某種難以言說的心事。何種變化？何種心事？李斯似乎隱隱約約地捕捉到了某種影子，可又無法確證任何一件事情。以嬴政皇帝的剛毅明朗，不當有如此久久沉鬱的心緒。然則，這又能說明何事？皇帝盛年操勞，屢發暗疾，體魄病痛自然波及心緒，不也尋常麼？皇帝主持完王賁葬禮歸來，第一件事便想減輕天下徭役，究竟動了何等心思，僅僅是聽到了劉邦結夥逃亡與黥布聚眾作亂麼？果真如此，倒也無可擔心。然則，皇帝的沉鬱，皇帝那日聽到關中老秦人流散情形後的肅殺默然，似乎都蘊藏著某種更深的意味。況且，歷來敬重大臣的皇帝，那日徑自將他一個人丟在書房走了，這也實在是絕無僅有的事了。然無論皇帝如何撲朔迷離，至少，有一點似乎是明白無誤的：皇帝開始思索新政得失了，開始想不著痕跡地改正一些容易激起民眾騷動的法令了，提出改變徭役令便是顯然的例證。那麼，為何有如此動議？是皇帝對整個大秦新政的基本點有所鬆動，還是具體地就事論事？若是後者，無須擔心，李斯也會盡力輔佐皇帝補正缺失。然則若是前者，事情就有了另外的意味了。舉朝皆知，對大秦新政從總體上提出糾偏的，只有長公子扶蘇一個人，扶蘇的主張是稍寬稍緩，尤其反對坑殺儒生。若基於認可這種總體評判而生髮出補正之議，將改變徭役徵發當做人手處，則李斯便需要認真思謀對策了。原因很清楚，李斯既是大秦新政的總體制定者之一，又是總攬實施的實際推行者；帝國君臣與天下臣民對大秦新政的任何總體性評判，最重要的涉及者，第一是皇帝，第二便是首相李斯。而自古以來的鑑戒是，天子是從來不會實際承擔缺失責任的，擔責者只能是丞相；沒有哪個臣子會公然指斥皇帝，更不會追究皇帝的罪責，但言政道缺失，第一個被指責的必然是丞相；丞相固然為群臣之首，但也是臣子，並不具有先天賦有的不被追究的君權神授的神聖光環。也就是說，假若皇帝真正地在某種程度上認可了扶蘇的主張，他這個首相便須得立即在總體實施上有所變更，向寬緩方面有所靠攏；否則，秦政“嚴苛”之名，便註定地要他李斯來承擔了。可是，皇帝是這樣麼？他有意提到扶蘇，皇帝如何還是一副厭惡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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