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冬盡之時一道詔書傳遍了朝野：開春驚蟄之日，皇帝將行大朝會。

大咸陽雖則鬆了一口氣，然終是其心惴惴，原因便在這春季大朝會的日子。開春朝會固然尋常，每年必有的鋪排一年國事的程式而已，然詔書明定為驚蟄之日，便有些暗含的意味了。是時，《呂氏春秋》已經在天下廣為傳播，人們對月令時令與國事大政的種種神秘關聯已經大體清楚。而在《呂氏春秋》問世之前，基於天人感應的國事執行程式，還是一種深藏於天子主城與上層官府的頗為神秘的治道學問，尋常庶民是不明所以的。《呂氏春秋》以月令時令論國事，向天下昭示了自佔秘而不宣的天人治道之秘笈，使天子諸侯的基本國事動作成為大白於天下的可以預知的程式，誠一大進步也。儘管世事滄桑治道變遷，然其根基傳統畢竟是不會輕易改變的。依據《呂氏春秋》以及種種在民間積澱日久的天人學問，人們很清楚驚蟄之日的特異含義。

蟄者，冬眠之百蟲也。驚蟄者，雷聲驚醒冬眠百蟲也。自立春開始，驚蟄是第三個節氣，大體在每年二月初的三兩日，後世民諺雲：“二月二，龍抬頭。”說的便是驚蟄節氣。《呂氏春秋·仲春紀》雲：“仲春之月（二月），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

蟄蟲鹹動，開戶始出……無作大事，以妨農功。”也就是說，自古以來，二月之內除了傳統認定的“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止獄訟”等等安民政令之外，是忌諱“做大事”的。就其時盛行的天人感應學說而言，若政令違背時令，則有大害：“仲春（二月）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徵；仲春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暖氣早來，蟲螟為害。”也正是因了這種種已知的禁忌與程式，人們雖則不安，卻還是認定：驚蟄大朝不會有國政大舉，更不會有大凶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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