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長期以來堅持以儒家學說選拔人才，這是一套經過長期實踐檢驗了的、穩定而又與時俱進的道德體系，不是由時人隨意捏造的實用標準。在這套客觀標準下，任何當權者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隨意提拔符合自己思路的跟班，也就不會形成沆瀣一氣的官場風氣。但是這種機制也總有失誤的時候，碰巧就被王安石給撞上了，造就了“新舊黨爭”，讓一群小人假借“改革”之名行亂政之實。改革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亡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沒有改革，就沒有進步，所以中國人一向認為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好事，尤其是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給了現代中國人太多的切身體會，以至於很多人分不清好的改革和壞的改革，經常一概而論。如果改革都是好事，那豈不是很沒有技術含量的簡單活？要操作好一場改革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並非唾手可得，很多水平不足的人就會把改革弄成壞事。比如慶曆新政就是一場很好、很成功的改革，而其後的熙寧變法卻是一場很壞很折騰的“改革”，雖然他的理論意義重大，但他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傷害卻難以彌補。韓琦、富弼、文彥博等重臣在慶曆新政中都扮演過激進的改革者角色，但這些人到了熙寧年間卻是熙寧變法的最堅決反對者，不是因為他們老糊塗了，而是因為他們深刻理解改革對國家和民族的重大影響，反對王安石這種急躁冒進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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