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的殘疾往往會對心理有影響，比較敏感和多疑，加上李承乾肩負著太宗“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的美好期望，重壓之下，各種善意的批評和教誨都被曲解成對他的不滿和指責，從而採取了更加牴觸的對抗情緒。李承乾曾經說過：“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發為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撇開其話語中癲狂的成分，但說明李承乾一直希望以某些特殊的方式證明自己的能力，改變大家對他的看法。李承乾在大臣面前為掩飾自己、美化自己、標榜自己而信口開河的這種現象，已十分接近心理學研究中所說的“病態說謊者”。導致他如此作為的原因，正是源於內心深處對自己的不滿意，於是極力想在別人面前展現另一種令人滿意的形象。換言之，是出於內心深處的自卑情結和不安全感。久而久之，容易沉湎於虛幻難以自拔。

究竟是李承乾日益耽於嬉戲享樂導致太宗態度的轉變，還是太宗態度的轉變導致了太子李承乾破罐子破摔，恐怕很難說得清楚。但如果換個角度，將從隋文帝、煬帝、唐高祖到太宗這4位皇帝確立皇位繼承人的過程放在一起來看，便發現一個較為有趣的現象：這4位皇帝，都是即位伊始便確立嫡長子為皇位繼承人，然而事實上包括唐太宗長子承乾在內，這4位最初被確立的繼承人，因為種種原因卻都沒能順利繼位。因此，儘管尚無典型材料證實隋以來嫡長子未能順利繼位的“宿命”對李承乾的影響，但如果我們站在李承乾的角度，或許能理解敏感脆弱的他在太宗偏愛李泰時的那種危機感和無助感，對他日益怪誕的言語和行為，多一些理解。總之，李承乾從被確立為太子之後，他的人生應該是在比較壓抑的氛圍中度過的。這其中有很多原因，既包括他自己生理的殘疾和心理的敏感，也包括唐太宗過高的期望值給他的壓力，東宮輔臣的批評以及用要求唐太宗的標準來要求他，沒有人理解，缺乏恰當的引導，等等，所有這些，都給年輕的成長中的李承乾極大的心理壓力。應該說這些壓力感既有李承乾自身的原因，也是初唐那個時代君臣們的憂患意識在他身上的集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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