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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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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由之二,史書本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或者說,勝利者是可以影響史書的記載的。《貞觀政要》、《大唐新語》等書籍不止一次地記載了李世民關心史書對自己如何記載的例項。貞觀九年(公元635年),李世民提出,想看自己的《起居注》。大臣朱子奢馬上勸諫:“按照制度皇帝是不準看當朝《起居注》的,如果你看了,必然會影響史官秉筆直書的公正性,那以後還有信史嗎?”李世民只好罷了,但並沒有死心。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有一次李世民對褚遂良說:“你是負責《起居注》的人,那《起居注》的內容,皇帝可以看嗎?”褚遂良說:“今天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史、右史,負責記錄皇帝的言行,而且記錄皇帝的善行與惡事,以為將來之警戒,這樣也可使皇帝產生警惕之心。沒有聽說過皇帝親自觀看史書的記載內容的。”李世民說:“那我有不對的地方,你也都記錄了?”褚遂良說:“我職責所在,當然記錄了。”李世民這次又沒有達到目的。但人家軍事在行,敵方的龐然大陣都能找到弱點,別說面對自己的下屬了。他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房玄齡。房玄齡是個老實人,在家怕老婆,在朝怕皇帝,在講了一番皇帝不能看國史的道理之後,還是沒能頂住。他指示許敬宗,寫了一個修改本給李世民看。李世民終於達到了目的。其實李世民之所以要看史書,還是因為最關心玄武門之變如何記載。他看了之後,馬上對玄武門之變的記載作出了具體要求:“以前周公殺了自己的親兄弟管叔和蔡叔,我殺李建成和李元吉是在效法周公,知道不。”李世民應該還有一些更具體的指示,要不然,初唐史上如此重要的玄武門之變不會至今還罩著一團團的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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