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醇親王奕譞的兒子載湉作為皇位繼承人，雖說血緣接近，但畢竟是同治的堂弟，終究於理不合。在光緒元年（1875年）的正月十五，內閣侍讀學士廣安上了一道摺子，雖然他在摺子裡雖然對慈禧關於光緒未來的皇子承繼同治為子嗣表示頌揚，但卻提出了一個略顯過分的要求，那就是請求慈禧對此事立下鐵券，以示昭告天下，免得以後旁生枝節。

在摺子裡，廣安舉了歷史上的一個例子，那就是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按照太后之名，將皇位傳給了他的弟弟，而他的弟弟未來將按照約定再把皇位傳給他的侄子。可是，在趙匡胤的弟弟宋太宗繼位之後，卻聽信了奸臣的讒言，違反了趙匡胤的約定將皇位傳給了自己的兒子。正因為這個事件和這次慈禧太后關於皇位繼續安排的相似性，廣安由此提出應該立下一個鐵券，以防另生事端。

對於這個問題，慈禧是不願意過多討論的，因為她的決定事實上是經不起儒家禮法的嚴格推敲，如果將這事公開討論的話，只能導致皇位的繼承問題更加複雜化，弄不好會後患無窮。因此，慈禧的態度從一開始便十分堅決，她在諭旨中對廣安大加申斥，稱其為“冒昧瀆陳，大膽妄為”，硬是將一場潛在的風波給強行打壓了下去。

但是，這事情還沒有完。4年後，也就是光緒五年（1879年）的閏三月初五，在同治惠陵大葬結束後，隨同吏部參加祭禮的吏部主事吳可讀在同治陵墓附近的一個小廟中服毒自盡，並留下了一道密摺，公開指責慈禧太后為咸豐立嗣而沒有給同治立嗣，而且事情一拖再拖，一誤再誤。由此，他決定用一死來諫議慈禧明降諭旨，保證將來光緒生子後以同治之子的名義承繼大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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