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這種文化現象是中國人所獨有的。許多來自其他民族與文化背景的人們，完全無法理解中國人特別是漢族人的這種智慧。在他們看來，這種所謂人生智慧恰恰剛好是反人生的；在這種智慧指導下的生活，不太可能是明朗的健康的有活力的；結出的果實，必定壓抑而鬱悶，陰冷柔滑，帶有濃厚的陰謀氣息。事實上，即便是在現代，中國人許多陰鬱的挫折感和煩悶不安，都與此干係甚深。奇怪的是，這個優秀的民族很少有人去探究，事情何以竟會如此？

與此相關，中國人以很高的頻率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然而，在長達四千年的漫長歲月裡，始終沒有能夠建立起一套實現它的機制。於是，這個民族中那些最優秀的人物，便常常面臨極端悲慘的命運。

岳飛和秦檜的命運，典型地表現了上述文化與社會機制，是如何實現善有惡報、惡有善報的。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種獨特的文化現象。

在南宋初年的“中興四將”裡，岳飛出身農家，年紀最輕，資歷最淺。他比張俊小十七歲，比劉光世和韓世忠小十四歲。1129年，就是建炎三年，平定護衛親軍叛亂時，韓世忠與張俊已經官拜節度使，成為相當於今天大軍區司令一級的人物；岳飛則是正七品的東京留守司統制。如果硬要比喻的話，那麼大體相當於今天的正團級軍官。而且，張俊還曾經是岳飛的老領導，多次重用、提拔、獎勵過岳飛。劉光世則是將門之後，其家世背景、資歷和經歷都是岳飛所不能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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