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承認，王國維與清室有著某種精神維繫，他的死也肯定與清室有關，但把“殉清”認定為“促使他自沉的現實的、直接的、決定性的原因”，實在難以服人。很難想象，一個對中國曆代王朝更替史爛熟於心，而又曾接受西方哲學美學洗禮的人，會對一個他眼中的又一輪歷史迴圈寄寓生命之重。

考究這麼多年來關於王國維之死的爭論，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幾乎都侷限於就王國維論王國維，其他的旁證卻被忽略了，而由於王國維本人留下的資料不足徵，眾說紛紜就毫不足怪了。我們為什麼不考察一下在王國維自殺前後的背景裡，和王國維相似的知識分子的境遇和心態變化呢？近讀丁文江、趙豐田編的《梁啟超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書中收錄了1927年梁啟超給女兒梁令嫻的家書多封，家書中既有對時局的分析，更有心境的流露。梁啟超和王國維同屬於一代知識分子，在多方面都有相似之處。梁啟超的這幾封直陳心境的家書，也許對我們瞭解包括王國維在內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心態不無助益吧。

下面引用梁啟超家書中的原文（括弧內為梁氏自加），不下是非對錯之判斷。

1927年1月2日，“時局變遷極可憂，北軍閥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北京政府命運誰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險，但一黨專制的局面誰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動工潮，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鋪子什有九不能開張，車伕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結果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我想他們到了北京時，我除了為黨派觀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約還可以勉強住下去，因為我們家裡的工人老郭、老吳、唐五三位，大約還不至和我們搗亂。你二叔那邊只怕非二叔親自買菜，二嬸親自煮飯不可了。）而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放火容易救火難，黨人們正不知何以善其後也。現在軍閥遊魂尚在，我們殊不願對黨人宣戰，待彼輩統一後，終不能不為多數人自由與彼輩一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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