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07-02 08:35:46

第三，抑制豪強，發展自耕農經濟和國有經濟。與嚴刑懲治官吏腐敗相應的是對地方豪強的抑制。法律早在洪武五年，即公元1372年，朱元璋就公佈了公侯《鐵榜》九條，嚴懲公侯之家侵佔官民田地財產、接受投獻和隱蔽糧差等不法活動。後來這個精神又寫入了《大明律》。再比如，《大明律》中明文規定禁止商賈私鹽，禁止豪強“中納錢糧，請買鹽引勘合，侵奪民利”。大家知道，很多時候法律規定是一回事，執法又是一回事。但在朱元璋這裡，執法甚至比法律規定還嚴。朱元璋經常找個由頭就對地方豪強打壓一通。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胡藍黨獄。胡藍黨獄是明初兩個非常重要的案件。“胡”指的是胡惟庸，“藍”指的是藍玉。洪武十三年正月，有人上書告胡惟庸謀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誣賢”、“蠹害政治”等罪名，將胡惟庸和塗節、陳寧等處死。胡惟庸死後，朱元璋為擴大打擊範圍，株連殺戮者達 3 萬餘人，前後延續達10年之久。因此案而受株連至死或已死而追奪爵除的開國功臣有李善長、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寧侯葉踦等一公二十一侯。這就是胡惟庸案。藍玉案發生於洪武二十六年。當時，錦衣衛告發藍玉謀反，案件牽涉到景川侯曹震、鶴壽侯張翼、舳艫侯朱壽、定遠侯王弼、東筦伯何榮及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人。朱元璋遂族誅藍玉等，並株連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員，被殺者約兩萬人。胡藍黨獄有朱元璋誅殺功臣宿將的因素，但是如果是單純地誅殺功臣，也用不著殺那麼大幾萬人。在朱元璋親自寫的《御製稽古定製序》中，他寫道：“我朝文武官員有不遵禮法，既享厚祿，猶且貪心不已，往往令子弟、奴僕、家人坐賈行商，侵奪民利。甚至出外中鹽，倚恃官威，挾制所司，攙越資次，壞法多端。”這才是大舉株連的真正原因。此外，朱元璋還經常運用一些較為溫和的打擊豪強的措施。比如強令地方豪強遷徒於京師等地，讓他們出錢修築京城等等。這個雖然比較溫和，但也是夠厲害的。貝瓊就在《滄州一曲志》中記述了華亭鉅富邵文博因遷徒鳳陽，兩年之間家破人亡的事，說當時富戶“數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徒，無一存者”。在對豪強進行打壓的同時，朱元璋著力發展自耕農經濟和國有經濟。朱元璋不但承認農民在元末戰爭中取得的土地，而且將一部分土地作為民田分授。據《新安名族志》記載：竦川汪氏諸子就“各受田三十六畝”。周忱也曾談到太倉地區“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 政府不但給老百姓授田，而且還鼓勵老百姓開荒。從洪武元年，即公元1368年，到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全國新開墾土地180多萬頃。由於戰爭的原因，再加上對豪強的打擊，明初富戶所佔的比例很小。據洪武三十年的統計資料，當時全國佔有土地超過七頃的大地主僅佔總戶數的0.15%。除了自耕農經濟以外，明帝國還有大量官田，約佔總耕地面積的15%左右。為了加強對自耕農經濟和國有農業的控制，明帝國建立了嚴格的戶籍制度，改革了元末戶籍散失、賦役徵發無據的狀況，為明帝國的賦役徵收提供了依據，從而有利於更加嚴格地管理。到洪武二十年，明帝國還在全國範圍內丈量土地，製成《魚鱗圖冊》，用以核實田畝賦稅，以防隱漏。除了國有農業之外，還有鹽、茶等物資的國家專營經濟，也是明帝國國有經濟的重要部分。對地方豪強的抑制和對自耕農經濟、國有經濟的保護和促進，基本上就構成了大明帝國初期的經濟基礎。如果我們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以前的各個帝國的經濟基礎，我們就會發現，大明帝國初期的情況與西漢最為相似。到這裡，我們不禁要說歷史從西漢出發1500年後竟然又回來了。當然，並不是真的回來了，很多地方已經不同了。我們後面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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