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侯王雖有荒淫昏暴的，比之戰國以前，自然也差得遠了。這時候的中央政府，又一事不辦，和秦始皇的多所作為，要加重人民負擔的，大不相同。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人人都急於自謀，你只要不去擾累他，他自然會休養生息，日臻富厚。

所以據《史記·平準書》說：在武帝的初年，海內是很為富庶的。但是如此就算了麼？須知社會並不是有了錢就沒有問題的。況且當時所謂有錢，只是總算起來，富力有所增加，並不是人人都有飯吃，富的人富了，窮的人還是一樣的窮，而且因貧富相形，使人心更感覺不平，感覺不足。

而對外的問題，時勢亦逼著我們不能閉關自守。漢武帝並不是真有什麼本領的人，但是他的志願，卻較文、景兩帝為大，不肯蹈常習故，一事不辦，於是久經閣置的問題，又要重被提起了。

當時對內的問題，因海內已無反側，用不到像秦始皇一般，注意於鎮壓，而可以謀一個長治久安之策。

這個問題，在當時的人看起來，重要的有兩方面：一個是生計，一個是教化，這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衣食足而知榮辱，生計問題，自然在教化之先；而要解決生計問題，又不過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途；這亦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最能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是那一家的學術呢？那末，言平均地權和教化者，莫如儒家，言節制資本者，莫如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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