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等規則都實行了，確可使匹夫、匹婦，無不得其所的；而在古代，社會內部無甚矛盾之世，我們亦可以相信其曾經實行過的。如此，又何怪後人視其時為黃金時代呢？視古代為黃金時代，不但中國，希臘人也有這樣思想的。物質文明和社會組織，根本是兩件事。講物質文明，後世確是進步了。以社會組織論，斷不能不承認是退步的。

有許多遺蹟，的確可使我們相信，在古代財產是公有的。

《書經·酒誥篇》說：“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這是周朝在殷朝的舊土，施行酒禁時嚴厲的誥誡。施行酒禁不足怪，所可怪的，是當此酒禁嚴厲之時，何不在家獨酌？何得還有群飲觸犯禁令的人，致煩在上者之誥誡？然則其所好者，在於飲呢？還是在於群呢？不論什麼事，根深柢固，就難於驟變了。

漢時的賜酺，不也是許民群飲麼？儻使人之所好，只在於飲而不在於群，賜酺還算得什麼恩典？可見古人好群飲之習甚深。因其好群飲之習甚深，即可想見其在邃古時，曾有一個共食的習慣。家家做飯自己吃，已經是我們的恥辱了。

《孟子》又引晏子說：“師行而糧食。”糧同量，謂留其自吃的部分，其餘盡數充公。這在晏子時，變成虐政了，然推想其起源，則亦因儲藏在人家的米，本非其所私有，不過借他的房屋儲藏，更古則房屋亦非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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