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的任何東西都搶手，人人都在搞收藏，有囤糧食的、囤藥品的、囤棉紗的、也有囤白報紙的，“寶康裡”的二房東專門收購鋼材，鐵絲也要、鐵釘也要，到後來連床板都拆了，全家都睡在鐵皮上。更多的人則是見東西就收，火柴要收、紐扣要收，油鹽醬醋更要收，甚至連冥器店裡的花圈也被收光了，老闆賣棺材的時候都要先去顧客的家裡瞧一瞧，看看到底真的有死人沒有。

金圓券崩潰的根源當然是貨幣發行過濫、經濟體制垮臺，但按照蔡智誠的觀點，這種狀況的出現也與當時的軍事政治形勢有著很大的關係。一方面，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丟失了大片的領土，東北、華北和華中的工業基地和農村稅源全部落入了共產黨的手中，財政收入急劇減少，而與此同時，北方的難民大量湧進南方城市，原本在“全國範圍”發行的金圓券也全部聚往日益萎縮的國統區，此消彼長，政府調節金融收支的能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戰場上的失利造成了老百姓的心理恐慌，政客間的內訌和爭權奪利更使得民眾喪失了信心，國民對政府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貨幣也就失去了儲蓄的功能，於是，任何人都不願意讓鈔票“砸”在自己手裡，所有的金圓券全部上市流通，這就給原本就瀕臨破產的經濟環境造成了致命打擊。

在蔡智誠的印象中，49年的這場金融災難是從2月份開始進入高潮的，那時候正值平津解放、李宗仁上臺，國民黨財團不支援桂系、共產黨方面也不給李宗仁面子，新一屆政府又沒有表現出政治和軍事上的過人之處，經濟崩潰也就成了理所當然。但49年的這場災難和44年、45年的有所不同，抗戰後期的市場混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物資匱乏，那時候用法幣買不到的東西、用銀圓同樣也買不到，而49年初的社會物資總量卻並不算很少，只是都被囤積了起來，老百姓寧願以貨易貨也不相信鈔票，市場上的價格暴漲也僅僅是針對金圓券而言，如果用銀圓購買大米或者布匹，比起48年不但沒有漲價反而還降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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