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隔絕太久的緣故，中國人對外國，尤其是歐洲，可以說一無所知。當利瑪竇於十六世紀最後一年（一五九九）到達北京，求見當時斷頭政治皇帝朱詡鈞時，政府高階官員在記載典章制度的《會典》書籍上，查不出有義大利這個地方，就堅決否認世界上有義大利的存在，幸而《會典》上載有大西洋國，於是利瑪竇只好承認他就是大西洋國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隊在中國有很好的收穫，初次到廣州四十年後的十六世紀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涼的小小澳門半島，劃給葡萄牙，作為西洋各國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門太過於狹小了，顯然無法成為商業中心，他們要求進入南中國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廣州。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紀收復臺灣，不再受海上威脅之後，才於一六八五年，開放廣州作為商埠。葡萄牙、英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的商船隊和商人，洶湧而至。不過這時候的中國已非馬可波羅時代的中國，西洋也非馬可波羅時代的西洋，東方和西方互不相識，互不瞭解，各懷著跟對方相異的觀念和相異的價值標準。

對於西洋的通商貿易，中國所表現的是一種憐恤的態度。中國始終是一個農業社會，一切自給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國的產品。尤其是一些鄰國的文化程度相當落後，面積又小人口又少，中國不僅是萬王之王的天朝上國，而且也是物產豐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國沒有西洋那種因小國林立而產生的狹隘的國家觀念，更沒有西洋那種因同樣因素而產生的貿易觀念。只有對藩屬國和進貢國，中國必須負起宗主國的責任，才准許他們前來中國貿易。如果他們對中國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絕中國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國的逃犯之類，中國即停止貿易，作為一種懲罰，這懲罰通常都會使對方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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