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積累一直是一個意義深遠的地理問題。若沒有內在於地理擴張、空間重組和非均衡地理發展的可能性，資本主義在很久以前就不再發揮政治經濟體系的功能。把不同的領土和社會結構非均衡地嵌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不斷地尋求我在其他著作中（參見Harvey, 1982）所稱的解決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空間轉移”——這兩個程序已經建立了資本積累的全球歷史地理學。這種分化在今天比其他的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並且，《宣言》在考察這些問題時的優點和缺點都值得注意。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這個問題的方式也值得審視，因為正是在這裡，歐洲範圍的共產主義運動開始聯合，並試圖制定一個在引人注目的地理和文化分化中能夠發揮作用的共同革命議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非均衡地理發展和空間轉移問題的思路顯得有些模糊不清。一方面，城市化、地理轉型和“全球化”等問題在他們的觀點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地理重組的潛在後果傾向於迷失在最終使時間和歷史凌駕在空間和地理之上的修辭模式之中。

《宣言》的第一句話就使他們的觀點侷限在了歐洲，它的主題首先適用於這一跨國實體及其工人階級。這反映瞭如下事實：“各國的共產主義者”（法語、德語、義大利語、芬蘭語和丹麥語是這一文獻發表時所設想的語言）聚集在倫敦來制定一個工人階級的綱領。因此，這個文獻是歐洲的，而非國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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