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歷史有兩個可以裝一切罪惡的垃圾桶，那就是萬曆皇帝、那就是魏九千歲。總而言之，帝國政府這千瘡百孔的現狀完全是這兩位高人給給折騰出來的。這種幼稚的政治童話；這種官僚的政治宣傳；成為後期官僚推卸責任的避難所，成為後世歷史學者解釋當時歷史的法寶。

萬曆天天不早朝，於是明帝國無可救藥；但萬曆天天早朝，就能阻止帝國貪汙、受賄半公開的局面；就能阻止帝國土地兼併、壟斷性地租發展的趨勢；就能阻止遼東局勢的惡化？顯然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後來崇禎皇帝天天早朝，結局大家也是看到的。

我們固然還可以把這一切歸於崇禎的無能。問題是：那些自命本事比天也大的東林黨人，他們在面對帝國財政、軍事、社會危機之時，真做出過什麼有意義、有影響的事嗎？顯然是一件也沒有！他們除了成天指點江山外、說完這個說那個外，實在沒有幹過一件真的有意義、有影響的事。

魏忠賢掌握權力之前，明帝國經濟、軍事、社會危機已愈演愈烈了；魏忠賢被碎屍成段之後，明帝國經濟、軍事、社會危機依然愈演愈烈；大明帝國的滅亡，跟著這樣一個政治暴發戶真有莫大的關聯嗎？

社會的變遷是眾多追求利益的個人、追求利益的群體相互競爭、合作、衝突、匯合形成的合力結果；這種發展方向，絕不是某個人可以改變與決定的；個人力量再大，但在這種合力面前也是渺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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