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年間，民心的向背，國力的強弱，君王的明暗，人才的流動，地理位置是決定歷史發展的必然因素，雞鳴狗盜之輩對這些因素基本無法改變。然而具體到某一時間和某一事件，一個國家的興衰，一場戰爭的勝負很可能決定於一個盟友，一道命令，一顆帥印，一件高階外套，和幾個時辰的黑暗，在這些環節正是雞鳴狗叫之徒大展伸手的時機。帕斯卡可以說：“如果克屢奧帕特拉的鼻子短一點，世界將是另外一幅模樣”。但沒有人敢說：“如果當時不是這個毛遂逼楚王出兵，將會有另外一個毛遂出現”。

門客中有一些名字為人們所熟悉，馮，毛遂，候生，朱亥，毛公，朱英，還有一些成語流傳於世“雞鳴狗盜”，“毛遂自薦”“脫穎而出”

強大的國家是一樣的，衰弱的國家各有各的衰弱。強國的共同特徵是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一個政權，一種意識形態。四大君子的興起本身就說明了國家力量的疲軟。士人雖然在一些關鍵時候能發揮作用，但“士”精神是與國家的立國精神之間有本質的矛盾。國家利益的執行法則是馬基雅維利式的赤裸裸的利益至上，“士”所追求的是江湖義氣式的人格力量，這種無法協調的本質區別表現出來的是“士”既能為國家所用，又會危害國家利益。

信陵君竊符救趙的初衷並不是為魏國計，而是礙於平原君的情面。趙國向魏國求救的物件不是魏王，而是魏國的公子，魏國救趙國的原因不是為國家利益而是為江湖義氣。信陵君擊殺魏國的名將，竊取兵符救趙，已經違反了魏國的法律，魏王不但不能治罪，在關鍵時刻還得主動找回信陵君，因為只有信陵君才能抵擋秦國的軍隊。這就是四君子橫行之下，國家所處的尷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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